AI 帶來的富足是陷阱？經濟學家：財富分配才是最大難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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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：Ben Spies-Butcher編譯：元宇宙之心 人工智能（AI）是一個時代的標志性技術，但它最終將如何塑造我們的未來，仍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。 對技術樂觀主義者而言，他們將 AI 視爲改善生活的工具，認爲其預示着物質富足的未來。 然而，這一結果遠非必然。即便 AI 的技術潛力得以實現，隨之解決那些曾難以攻克的難題，這份「富足」又將如何被利用？ 在澳大利亞的食品經濟中，我們已能從較小尺度上看到這種矛盾。據澳大利亞政府數據，該國每年總計浪費約 760 萬噸食品，人均浪費量約 312 公斤。 與此同時，每 8 個澳大利亞人中就有 1 人面臨食品短缺問題，這主要是因爲他們沒有足夠的錢購買所需食物。 這說明了什麼？說明我們在公平分配人工智能革命所承諾的豐裕成果方面能力不足。 AI 或打破現有經濟模式 正如經濟學家 Lionel Robbins 在奠定現代市場經濟學基礎時所闡述的：經濟學研究的是「目標（我們想要的）」與「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手段（我們擁有的）」之間的關係。 市場的運作邏輯被認爲是「將稀缺資源分配給無限的需求」。稀缺性影響價格，即人們願意爲商品和服務支付的成本；而滿足生活必需品的支出需求，迫使（大多數）人通過工作賺錢，同時生產更多商品和服務。 AI 所承諾的「帶來富足、解決復雜醫療、工程及社會問題」，與這種市場邏輯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。 這也直接關聯到「技術將導致數百萬勞動者失業」的擔憂。若失去有償工作，人們如何賺錢？市場又如何運轉？ 滿足我們的需求與欲望 然而，導致失業的並非只有技術。市場經濟一個相對獨特的特徵是：即便物資看似充裕，它仍可能通過失業或低工資，造成大規模需求無法被滿足的局面。 正如經濟學家 John Maynard Keynes 所揭示的：經濟衰退與蕭條可能是市場體系自身的產物，即便原材料、工廠和勞動力處於閒置狀態，仍有許多人陷入貧困。  在澳大利亞，最近一次經濟低迷並非由市場失靈引發，而是源於疫情帶來的公共衛生危機。但這次危機仍爲「技術驅動型富足」所面臨的經濟挑戰，揭示了一種潛在解決方案。 當時政府提高補貼金額、取消工作測試、放寬經濟狀況調查等政策，即便經濟生產能力下降，貧困和食品短缺問題仍得到顯著緩解。 全球多國也實施了類似政策，超 200 個國家推出了現金支付措施。疫情期間的這一實踐，進一步推動了「將技術進步與全民基本收入相結合」的呼聲。 澳大利亞基本收入實驗室正將此作爲研究重點，該實驗室由麥考瑞大學、悉尼大學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聯合設立。 若每個人都能獲得足以覆蓋生活必需品的保障性收入，市場經濟或許能順利完成轉型，技術帶來的紅利也可能被更廣泛地共享。 是福利，還是應得份額 談及全民基本收入時，我們必須明確其定義，某些版本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，仍可能導致巨大的財富不平等。 我的澳大利亞基本收入實驗室同事 Elise Klein 與斯坦福大學教授 James Ferguson 主張，全民基本收入不應被設計爲「福利」，而應是一種「應得份額」。 他們認爲，通過技術進步和社會協作創造的財富是人類集體勞動的成果，應作爲一項基本人權由所有人平等享有，正如我們將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視爲國民集體財產一樣。 關於全民基本收入的爭論遠早於 AI 引發的當前問題。20 世紀初的英國也曾出現過類似的關注熱潮：當時工業化與自動化推動了經濟增長，卻未消除貧困，反而對就業構成威脅。 更早之前，盧德派曾試圖摧毀用於壓低工資的新機器。市場競爭或許能催生創新動力，但它在分配技術變革的風險與回報時，也表現出極大的不均衡性。 全民基本服務 除了抵制 AI，另一種解決方案是改變「分配 AI 紅利」的社會經濟體系。英國作家 Aaron Bastani 提出了「完全自動化奢侈共產主義」的激進願景。  他對技術進步持歡迎態度，認爲這應能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時爲人們帶來更多閒暇時間。這一願景，是工黨政府近期青睞的書籍《Abundance》中所闡述的「適度目標」的激進版本。 巴斯塔尼更傾向的解決方案並非全民基本收入，而是全民基本服務。 與其給人們錢讓他們購買所需物品，爲何不直接提供生活必需品——例如免費醫療、護理、交通、教育、能源等？ 當然，這意味着要改變 AI 及其他技術的應用方式——實質上是將其使用「社會化」，以確保技術滿足集體需求。 烏托邦並非必然 全民基本收入或全民基本服務的提案表明：即便從樂觀角度看，AI 本身也不太可能帶來烏托邦。 相反，正如 Peter Frase 所闡述：技術進步與生態崩潰的疊加，可能催生截然不同的未來，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我們集體的生產能力上，更體現在我們如何通過政治手段決定「誰獲得什麼」及「基於何種條件獲得」。 由億萬富翁運營的科技公司掌握着巨大權力，這或許預示着一種更接近希臘前財政部長 Yanis Varoufakis 所稱的「技術封建主義」，即對技術和在線平台的控制，催生了新的威權主義。 等待技術「涅槃」的到來，會讓我們錯失當下的真正可能。我們早已擁有足夠養活所有人的糧食，也早已知道如何消除貧困。這些，無需 AI 來告知我們。